滚动咽下怒火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包袱上利玛窦亲手绣的拉丁文箴言，在心底盘算着如何才能见到这位掌管四川军政的陈大人。
其实这事儿搁明朝官场太常见了。永乐年间，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六部衙门的朱漆大门前整日车水马龙。守门的小吏为了维持秩序，渐渐形成了“门包”规矩——递拜帖时，得往门房铜盆里搁几枚铜钱。起初不过是意思意思，后来却成了明码标价的买卖。到了正德年间，苏州府一位七品知县进京述职，因囊中羞涩只给门房塞了五文钱，结果在暴雨倾盆的青石板上，顶着衙役的冷脸跪足三个时辰，等见到上司时，官服上的补子都泡得发了白。
嘉靖年间更离谱，时任浙江巡抚衙门的门房王二，靠着“门包”生意，每月竟能入账百两纹银。他腰间总挂着个算盘，见人先打量衣着冠带：蟒袍玉带的，至少二十两；蓝绸布衫的，三两起步。有次给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使绊子，生生扣下推荐信，逼得那寒门书生典当了传家玉佩才得以进门。为啥会这样？朱元璋定下的官俸低得可怜，正七品知县月俸不过七石米，折成银子还不到五两，而衙门里吏员多如过江之鲫，不捞点外快连笔墨纸砚都买不起。更要命的是监察形同虚设，层层盘剥的风气就像江南梅雨时节的霉菌，从门房这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开始，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整个官场。*
汤若望的玄色官袍被汗水浸透，褶皱里沾着赶路时溅上的泥浆。他颤抖着手指将象牙腰牌举到门房鼻尖，鎏金刻的“钦赐”二字在暮色中泛着冷光：“这是顺治三年圣上亲授的腰牌，见牌如见圣驾！”话音未落，腰牌已被门房粗粝的手掌拍开，黄铜护甲在汤若望腕上划出一道血痕。
门房倚着朱漆剥落的门柱，腰间铜铃随着晃动叮当作响。他慢条斯理地把玩着檀木烟斗，烟锅里明明灭灭的火星映得眼白发红：“洋和尚，这锦官城的规矩您怕是还没摸透。”烟杆突然重重戳在青砖地上，惊起几只灰雀，“上个月吴藩使的亲随带着尚方宝剑来，还不是乖乖孝敬了十两纹银？”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掌，掌心几条纵横交错的伤疤泛着诡异的青紫色，“您这洋玩意儿，换不了酒喝啊。”
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城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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