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？”我说还不确定，但最好找村里人再问一下，看看当年王德志经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旁人见过这份材料。
当天下午，我去了双河村。赵支书带我去了村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家，他是王德志的老搭档，在村委会干过十几年。他看到收条的时候先是愣一下，然后摇摇头：““这个章，是村委会的章，没跑。但这个字不是王德志的。王德志写字有个习惯，他写‘德’字的时候，右边那两笔总是一横一竖，从不连着写。这张收条的‘德’字，是连着写的。这不是他的手笔。”他放下收条，“这份材料，我当时没有经手。但我知道有段时间村里的公章放得很随意。是谁拿的，我不清楚。”
“王德志那年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，公章经常放在办公室抽屉里，谁用谁拿。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锁。那年有个在镇上干过的人，隔三差五回村里来，跟王德志聊几句，有时候会进办公室坐一会儿。”他放下复印件，没有再多说。
“那个人现在在哪？”我问。
“调走了，不在平川了。”他说，“他调走之前，在镇上待了不到两年。后来听说去了南边一个县，具体在哪，我也不清楚。”
我向他道了谢，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收条，没有再多说。
从双河村回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把那几份材料重新摊开。收条、情况说明、申请表，一一对应。收条是假的，情况说明是后补的，公章是从没锁的抽屉里盖的。有人不想让刘德厚拿到宅基地批复，因为那块地有人看上了。刘德厚以为是自己的材料丢了，跑了八年。其实材料没有丢，是被人拿走了。他跑的那些年，每一趟都在原地打转。告了八年，不是在告程序，是在告一个他永远无法确认的“有人”。而我已经把那个“有人”的方向找到了——那个隔三差五回村里来的人，那个在镇上干了不到两年就调走的人，那个档案袋里至今还夹着一份没有署名的说明的人，已经被确认了。他来了，站了，看了，然后走了。刘德厚等了八年的那份批复，还卡在最后一关。
天黑之后，我沿着那段新路走了一段。路面上的车辙印已经越来越深了，鞋底踩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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