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的阳光懒洋洋地铺在贝克街的石板上，查尔斯坐在新房间的书桌前，正对着那本亚瑟送的空白笔记本发呆。
他还没决定要在上面写什么。
侦探小说已经有了方向，《俱乐部镜中杀人案》的稿子交给了莫里斯，后续的《伦敦邮政区划谋杀案》也在脑子里搭好了骨架。
但那本笔记本似乎应该用来装一些其他东西——他感觉亚瑟的本子不适合用来写这些杀人案，它适合一些更轻盈的文字，或许是童话？
但他的灵感还没出现。
查尔斯顺手整理了一下自己做完的翻译稿件，怅然叹了口气。
这时，楼下传来一阵前门门铃被按响时那种清脆而克制的叮咚声，随后是脚步声上楼，然后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在起居室里交谈的模糊声响。
查尔斯放下笔记本，走向二楼。
起居室里多了一位访客。
一位约莫五十岁上下的女士，穿着深蓝色的旅行外套，帽檐压得有些低，手里攥着一只小皮包。
“——我明白这不算什么值钱的东西，”她正在对福尔摩斯说，“但它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一件遗物。我找了它三个月了。我弟弟说可能是在搬家时弄丢了，但我不相信。”
福尔摩斯坐在他那把惯常的扶手椅里，双手指尖相抵，姿态是惯常的专注。
“您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大约三个月前。我把它放在卧室梳妆台最上层那个抽屉里，用一块天鹅绒布包着。有一天我想拿出来擦拭，发现它不见了。”
“您询问过谁？”
“问过家里的女仆，问过我弟弟，还问过常来帮忙的杂工。每个人都说不记得见过它。”
福尔摩斯微微偏过头，“您弟弟，他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财务上的困难？”
那位女士的表情发生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变化，她嘴唇抿得更紧了一些，像是不太愿意把那个名字和那个问题放在同一句话里。
“他——他去年做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投资。我知道他在想办法周转。”
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下。
“我初步判断那枚怀表被偷了。不是陌生人，而且我已经知道是谁偷的，也知道它现在在哪里。如果您的弟弟愿意配合，这件事可以体面地解决，不需要惊动警方。”
那位女士站在那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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