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乌以灵没有接话。她走到母亲身边，也看着窗外的任景和。他坐在石凳上，手里拿着一片叶子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“娘，爹的事，他会帮忙查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他还会帮我们找证人，找证据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娘，你信他吗？”
余有初转过头，看着女儿的眼睛。“我信你。”
乌以灵的眼眶红了。
深夜，乌以灵躺在儿时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床是旧的，帐子是新的，水红色绣着鸳鸯戏水——母亲知道她喜欢这个花色，特意换的。她盯着那些鸳鸯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任景和的脸。他说“叫不回去了”，他说“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”。她闭上眼，把他从脑子里赶出去，可他赖着不走，像一棵扎了根的树。
隔壁房间，任景和也没有睡。他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是乌以灵父亲案子的脉络——弹劾的人、经手的银子、假账的去向。他把这些信息串起来，画了一条线，线的尽头指向一个人——王郎中，皇后的人。
这不是一桩简单的贪墨案，是朝堂上派系斗争的缩影。乌以灵的父亲不过是一枚棋子，被人随手丢出去的棋子。可他不能不管。不是因为他正义感爆棚，是因为乌以灵在乎。
他拿起笔，在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“任景和确信，乌以灵是重生的。”不是推理，是直觉。她说的话、做的事、看他的眼神——和前世不一样了。前世她眼里只有任景舟，这辈子她终于看见了他。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才会这样。
他把纸折好，收进怀里。该铺路了。
第三天，余有初带着乌以灵和任景和去了余家老宅。
余家老宅在姑苏城西，三进三出的院子，住了余有初的三个哥哥。大哥余咏岸从医，在巷口开了一家药铺；二哥余咏维做生意，跑南北货；三哥余咏维——不对，三哥余咏助是镖师，走南闯北，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三个月。余有初是老幺，上面三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姐姐早年嫁去了外地，鲜少联系。三个哥哥倒是都在姑苏，逢年过节聚在一起，热闹得像唱大戏。
乌以灵小时候最喜欢来外祖家，因为舅舅们疼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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