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做对的事，为什么会错？”
“因为‘对’有两种。”
杜荷说，“一种，是对自己有利。另一种，是对所有人有益。赵国公做的，多半是第一种。可他告诉自己，那是第二种。日子久了，他自己都信了。”
李治想了一会儿。
“那怎么才能不做错？”
“没有捷径。”
杜荷说，“只能在每一次下手之前，先把‘对’字放下来，问自己一句：这件事，敢不敢写进史书。”
李治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杜师。”他问，“那先生自己，做过不敢写进史书的事吗？”
杜荷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。
做过。
当然做过。
他想起很多年前，他还是个被里长追债的破落户，为了一口吃食，什么谎都扯过。
再后来，为了活命，为了往上爬，他算过人心，布过局，也让一些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。
那些事，哪一件敢写进史书？
“做过。”杜荷说。
李治愣住了。
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的老师会答得这么干脆。
“所以臣才教殿下这一条。”
杜荷说，“因为臣知道，一个人能骗过所有人，唯独骗不过自己。史书不在纸上，在心里。心里那本账，是要还一辈子的。”
李治沉默了很久，点了点头。
“杜师，我还有个问题。”他说，“如果对的事和该做的事，是两件事。做皇帝，该选哪一件？”
杜荷看着他，忽然觉得，李世民选自己来做这个老师，也许不只是为了制约长孙无忌。
“殿下。”杜荷说，“做皇帝，不该去选。做皇帝，要让这两件事，变成一件事。”
“怎么变？”
“制度。”杜荷说，“用制度，把对的事变成该做的事。把该做的事，变成不做不行的事。”
他停了停。
“就像度支司的账。账本上每一格都有名字，名字下面都有数字。数字对不上，就有专门的官去查，去问，去罚。没有人情，没有侥幸。这就是把‘对’和‘该’，钉在同一张纸上。”
李治听得入神。
“先生。”他说，“我想看看那张纸。”
杜荷从袖中取出两页纸，摊在案上。
一页是度支司的军粮转运月报，另一页，是前几日那道“责令整改”的敕旨抄本。
“殿下先看。”
杜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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