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姐看了我一眼。
沈教授继续说：“许知禾，这个案例你继续写，写成论文初稿。不要把私人恩怨写进去，只写制度问题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论文写到第三版时，我卡在结尾。
我总想写那些具体的人。
想写老人攥皱的缴费单，想写大儿子躲开的眼睛，想写梁曼秋递证书时发白的手指，想写查分夜里那条匿名留言。
沈教授看完草稿，拿笔划掉最后一段。
“你这里在发泄。”
我问：“不能发泄吗？”
“可以，但别放在论文里。”
“那放在哪？”
他把草稿还给我：“放在你以后做事的分寸里。”
我拿着稿子离开办公室。
楼下银杏叶开始黄了。
手机响了一声。
梁曼秋发来一张照片，是一张自习室座位和一摞复习书。
“我今天学了九小时。没有撒谎。”
我看着那句话，忽然觉得很轻。
曾经她撒一个谎，能让整个寝室围着她转，能让辅导员压我道歉，能让我站在走廊进不了门。
现在她说一句真话，只能证明她今天没有骗自己。
这不是原谅。
这是她终于从我的故事里退场。
我关掉手机，回到自习室。
记录本摊在桌上，第一页还写着老人那句话。
“我不是要钱，我就是想让他们回家看看我。”
我在论文结尾重新写下一句。
“调解的价值，不在于劝弱者让步，而在于把被忽视的责任重新摆到桌面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