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人。她的脸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沟壑，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。她的头发花白稀疏，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髻，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。她就那么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大风吹弯了的老树，没有人多看她一眼。
秦渡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
他忽然想到一个数字。一个他曾经在文件里读到过、当时只觉得是冰冷数据的数字——根据加州法律，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华人，必须每年缴纳一笔“警察税”，否则便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合法居住和从业。
这笔税的数额不大，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侮辱：它意味着华人的存在，是被“特许”的，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。意味着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中国人，都在用口袋里白花花的银元，为自己买一个暂居的资格，像买一张随时可能过期的船票。
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“唐人街特别行动组”的存在，更是将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推到了极致。那不是一个普通的警队分支，而是一台专门为打压华人而设的、精密运转的机器。
他们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合理怀疑，只需要一张黄色的面孔、一个华人的姓氏，就可以随意盘查、搜查、逮捕。有罪推定的逻辑像一条毒蛇，悄无声息地缠绕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颈上——你得自证清白，而在你自证清白之前，你就是有罪的。
“第三级刑讯”，这个听起来像某个学术分类的名词，翻译成大白话，就是“把人往死里打”。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警察系统里，对嫌疑人进行长时间的、高压的审讯以获取口供，是家常便饭。剥夺睡眠，剥夺食物，打骂，恐吓，用湿毛巾堵住口鼻模拟溺水，这些都是常规操作。
有时候，他们会把嫌疑人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，一连审上几十个小时，不让你闭眼，不让你喝水，不让你上厕所，反复地、车轮战似地问同一组问题，直到你精神崩溃、意识模糊，连自己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。
而这一切，是合法的。
梁家骏的口供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的。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年轻人，被连续审讯了几十个小时，被按进冰水里呛了不知道多少回，最后在一张不知写了什么的纸上按下了手印。那张纸现在就在奥布莱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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