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去年夏天那些德国人打过来之后，巴黎的物价就飞涨了，面包越来越贵，牛奶越来越稀，皮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公使馆的人倒是没有忘记他们。每天早晨，会有人在固定地点分发救济食物，每人一块面包，一碗牛奶。
天又亮了一些。
夏隆街上开始有了动静。远处传来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的隆隆声，近处有谁家在倒马桶，哗啦一声水响，然后是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街角的教堂敲响了六点的钟声，那钟声沉闷而迟缓。
陈阿福把最后一块门板卸下来，靠墙放好，然后转身对屋里的人说了一句浙江话：“起来吧，该去领饭食了。”
人们开始动了。男人们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稻草，女人们理了理头发，有人去墙角拿了搪瓷碗，有人从包袱里摸出了豁了口的陶盆。孩子们被母亲牵着，跌跌撞撞地往外走。
他们鱼贯走出那扇门，走进夏隆街灰蒙蒙的晨光里。
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了。都是住在附近的华人，大多来自浙江青田，也有几个温州的，还有几个是福建的。
他们穿着差不多款式的旧衣服，灰蓝色的褂子、黑色的裤子、布鞋或者草鞋，男人们剃着光头或者留着短短的发茬，女人们把头发盘在脑后，用一根木簪子别着。
一群人朝着救济点走去。
救济点设在夏隆街和另一条小巷的交叉口，是一辆停在路边的军用卡车改装的。
卡车上放着几个大铁桶，一个铁桶里装着面包，一个铁桶里装着牛奶。两个公使馆的工作人员站在卡车后面，往伸过来的碗里舀食物。赵明远他们则站在一旁负责维持秩序和翻译。
队伍排了很长。二十三个人从住处出来，汇入街上的人流，很快就融进了那条缓缓移动的长龙里。
没有人插队，没有人争吵，甚至没有人说话。整条队伍安安静静的，只有脚步声和搪瓷器皿碰撞的叮当声。
排在队伍中间的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，姓林，大家都叫她林嫂子。她的丈夫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被街上的流弹伤了右手，干不了活了，一家三口全靠她一个人撑着。
她怀里的孩子才两岁，瘦得像只小猫。林嫂用一条旧围巾把孩子绑在胸前，自己端着一个破了边的搪瓷碗，眼睛死死地盯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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