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扇编号的铁门，写到房间里的操作台和铁笼，写到那些被当成“实验品”的受害者。
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：
“记者亲眼所见，那间地下室的墙上，挂着一块黑板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日期、编号、以及‘实验项目’。
最新的一条写着：0510-1，张，注射剂C-7，观察期72小时。黑板下方的地面，还散落着十几个空了的针剂瓶。”
当天上午九点，报纸被抢购一空。
邮局门口排起长队，全是来订报的。
报摊上的报纸一小时内售罄，有人拿着五块钱想买一份当天的，被摊主白了一眼：“我自个儿还没留呢！”
街边的广播喇叭里，播音员用激昂的语调念着那篇报道的节选。
路过的人停下脚步，越来越多的人聚拢过来，围成一圈，鸦雀无声地听。
念到那间地下室的描述时，有人捂住了嘴。
念到那些编号、那些针剂瓶时，有人低声骂了一句。
念到最后那句“类似据点，或许不止青海一处”时，人群里爆发出愤怒的喧哗。
当天下午三点，中央办公厅发来急电：
责令公安部、卫生部、总政治部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即刻赴青海格尔木，彻查疗养院一事。
调查组由十七人组成，包括刑侦专家、法医、医疗专家，以及两名人民日报记者——周建国也在其中。
调查组抵达格尔木时，已是深夜。
疗养院外围拉着警戒线，士兵三步一岗，荷枪实弹。
核心区那栋三层小楼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每一个房间都被贴上封条，等待调查组取证。
地下室的灯亮了一整夜。
法医拍照、取样、编号，把那些针剂瓶一个个装进证物袋。医疗专家检查那些设备，记录下每一个仪表的读数。刑侦专家勘察现场，在地上、墙上、操作台上提取痕迹。
天亮的时候，初步报告出来了。
那十二扇编号的铁门后面，有七间被用作“实验室”，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人体组织样本、实验记录、以及注射药剂。
那些记录上，密密麻麻写着日期、编号、注射剂量、观察结果。
时间跨度从1965年3月，到1967年5月25日。
受害者人数，初步统计，至少四十七人。
有些编号后面，写着“死亡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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