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五年深秋，奉天城的晨霜覆满了帅府的青瓦飞檐，凛冽的北风掠过城墙，卷起城头的奉系军旗，发出沉闷而威严的猎猎声响。
自九月底彻底平定黑龙江、一统东三省以来，关外大地终于告别了连年战乱的动荡。
百姓重归田亩，商旅重走古道，城镇恢复烟火，村寨重闻鸡犬，一派安稳兴盛之象。
我每日坐镇帅府，批阅三省军政民政文书，整编军队，整顿财税，清剿山林匪患。
看似沉心经营关外，目光却从未有一刻离开过千里之外的北京城。
袁世凯病逝不过百余日，曾经铁板一块的北洋集团早已分崩离析。
明面上共和体制恢复，大总统、国务总理、国会一应俱全。
仿佛新政可期，暗地里，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力厮杀早已愈演愈烈，朝野上下称之为府院之争。
这场争斗，从一开始的政见分歧，逐渐演变为赤裸裸的权力抢夺，从人事任免、军费划拨。
一路蔓延至国家外交大政，最终，被一件足以牵动全国命运的大事彻底引爆，对德宣战。
彼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，战局胶着，惨烈空前。
德国为扭转海上劣势，悍然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。
凡航行于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的船只，无论交战国与否、无论军民商船，一律无差别击沉。
民国五年下半年，先后有三艘悬挂民国国旗的商船在公海遭德军潜艇击沉，五百余名华工与船员葬身海底，尸骨无存。
消息传回国内，举国哗然，民情激愤，朝野上下要求对德强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与此同时，国际局势亦发生剧变。
美国于当年四月正式对德宣战，随即照会北京政府，希望民国紧随其后加入协约国阵营。
英、法、俄三国亦频频遣使游说，开出优厚条件，承诺中国参战后，可停付庚子赔款、提高海关关税、收回德奥两国在华租界与部分特权。
日本的态度更是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从前百般阻挠中国参战，生怕民国以战胜国身份收回山东权益。
如今反倒暗中鼎力支持，只因日本早已与协约国达成秘密条约，战后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，将尽数由日本继承。
由于我在关外的强硬态度，与前世的张大帅截然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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