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靠着门框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看着丁平的背影。他就想看看，这个年轻的县长听完这些，脸上会是什么表情。
晚上，丁平回到住处。
县政府安排他在院子后头一栋二层小楼里。说是小楼，其实就是以前老招待所改的。铺了地砖，刷了白墙，换了新窗帘，可那股老房子的气味还在。潮乎乎的，混着淡淡的霉味，还有上一任住客留下的洗衣粉气息。住过多少人？没人说得清。
段朗把车停在楼下。他先下来，打着手电在楼前楼后转了一圈，重点看了墙根和窗户。然后朝丁平点了点头。
三个人上了楼。
房间在二楼朝南。一室一厅。卧室在里头，客厅在外头，中间隔着一道门，门上糊着旧报纸，已经发黄了。客厅不大，摆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一个电视柜。
丁平推开门。
整个人愣住了。
客厅那张桌子上，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一摞的现金。全用银行那种白色捆钞纸扎着，上面盖着红色业务章。一层一层，摞了好几层。昏暗的灯光底下，那堆钱像一座沉默的小山，散发着油墨的气味。
谁放的？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
段朗的手已经摸到了腰间。刘兴站在门口，整个人绷成了一张弓，目光飞快地扫过屋里每一个角落，窗户、角落、门后。
丁平走到桌边，抄起一摞翻了翻。真钞。崭新。连号。跟刚从金库里取出来的一样。他把钱放回去，心里默算了一下，厚度，重量，银行捆扎的规矩，一摞十万的标准。
这一堆，差不多一百万。
一百万。不多不少。少了分量不够，打不动人；多了风险太大，太扎眼。刚好卡在刑法那条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线上，也刚好是个能让任何人心头一沉的数目。
送钱的人不是暴发户。
是个精算师。
段朗查了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。没人。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窗户是从里面锁的，门锁没有被撬过的印子。楼下值班室的老张头说，一下午没见人来过，就送矿泉水的工人进了一趟，那人他认识，在这儿干了三年了。
三年，进出过多少次？谁记得住？
可这些钱就在这儿。在他来之前，已经在了。送钱的人像鬼魅一样，悄没声地来，悄没声地走，只留下这份“心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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