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？”
“《论语》是孔夫子弟子们记录的，《孟子》是孟子本人和弟子们写的，哪一本是衍圣公府独自保存下来的？”
“天下书院、国子监、府学里都有，又不是只存于衍圣公府。”
“至于祭祀，朝廷收回统一祭祀，难道就比孔家祭祀差吗？”
底下那反驳的士子沉默了片刻，像是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应。
旁边另一个士子站起来，声音里带着一种更深的思考：“我在想另一个问题——如果孔家子弟真的心性纯良、品德上佳，那他们为什么不阻止那些作恶的族人？”
“如果整个孔家都只是看着孔家子弟作恶而不作为，那他们本身就都有错。”
这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水里。明伦堂里安静了一下，像是所有人都在咀嚼那句话的分量，然后议论声又升了起来，比方才更加密集。
有人说“放纵本身就是一种罪过”。
有人说“作为衍圣公府的子弟，看到自家子弟欺男霸女而不制止，那就是默许，默许就是同谋”。
有人说“孔家子弟能把曲阜搞成那个样子，不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在作恶，如果多数人是好的，那些作恶的早就被压下去了。没有压下去，就是因为多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
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明伦堂里此起彼伏，像是潮水一样涨了又落，落了又涨。
而在这股争论的浪潮中，一些原本坚定的士子也开始动摇。
杭州府学里一个平日里以“尊孔”著称的年长士子，一直没有参加那些争论。
他只是坐在角落里，听着那些年轻人们你来我往地争吵着，一直沉默着。
到了六月末的一天夜里，他在自己书房里写了一封信，信的收信人是他远在福建的同窗。
他在信中写道：“孔夫子的道理是好的，但孔家不代表孔夫子。衍圣公府存在了几百年，享受了几百年的尊崇，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。”
“那些抱着《论语》跳下去的人，他们不是在反对孔夫子，他们是在反对那个把孔夫子当成护身符的家族。这两者，本就不该混为一谈。”
他把信折好，封上口，第二天一早交给了驿卒。
那封信被放进公文袋里，随着驿马南行的步伐，在一阵尘土飞扬中，和其他信件一起向着远方的道路出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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