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晚，在市郊一家茶楼的包厢里，挤挤挨挨坐了二十多号人。除了父亲和七八个核心工友，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子女，从二十出头到三十五六岁不等。职业五花八门：有在公司做程序员的，有在工厂·当技术员的，有跑销售的，有在商场做导购的，还有个在街道司法所当临聘人员的姑娘。空气里弥漫着茶味、烟味，以及一种混合了焦虑、期盼和些许怀疑的复杂情绪。
古民作为发起人，先简单介绍了自己，然后没有废话，直接切入主题。他用最直白的话，把昨晚在项目部与刘经理的对峙、对方的“工程款未结”借口、以及相关的法律要点（总包单位负总责、工资保证金制度等）讲了一遍。
“所以，刘经理那套说辞，在法律上站不住脚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用证据戳破他的拖延战术，用法律和规则，逼他把该付的钱拿出来。”古民总结道，“但前提是，我们必须有扎实的证据，证明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哪儿干了什么活，干了多久，应该拿多少钱，以及，谁欠我们的钱。”
“证据怎么弄？我们啥也没有啊。”一个工友愁眉苦脸。
“不是没有，是散在每个人手里，没整理。”那个在街道司法所工作的姑娘开口了，她叫小何，声音清晰，“叔，我问您，您有老姚的电话、微信吧？聊天记录都还在吗？”
“在，在。”
“您手机里，有没有拍过工地的照片，或者跟工友、跟工头、跟项目上任何人聊天的录音？”
“照片……好像有几张。录音，上次跟刘经理吵架，我好像按了，不知道录上没有……”
“好，等下我们一起看。还有，您被欠了几个月工资，每个月大概多少，自己心里有本账吧？”
“有，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了，在家。”
“这就对了。”小何转向大家，“各位叔叔伯伯，哥哥姐姐，咱们今天第一个任务，就是‘证据大起底’。别管有用没用，凡是你觉得跟这个工地、跟干活、跟工钱有关的，都拿出来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分析。”
在古民和小何的引导下，聚会变成了一个临时的“证据收集与案情分析会”。古民提前准备了几张空白的大纸，贴在墙上。一张写上“人员名单与欠薪明细”，一张写上“关键人物与联系方式”，一张写上“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