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想办法（几乎不可能），要么自己家或二叔家追加（可能性低，且会引发新的不平衡），要么…接受这个九万五的总额，但意味着最初设定的支持力度要打折。
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。最关键的是原则。如果允许姑姑家打折和延期，那么之前已经足额出资的自家和二叔家（虽然二叔也拖延了）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会不会也找理由要求调整？整个协议的基础——按约定比例出资、共同承担责任——就会被动摇。今天可以因为理财损失一千少出一万，明天会不会因为孩子结婚用钱要求暂缓还款？后天会不会因为其他投资被套而抱怨利息太低？
“姑姑，姑父，我理解你们不想白白损失这一千块钱的心情。”古民开口，声音依旧平稳，“任何投资，提前退出都有可能产生成本，这是正常的金融规则。不过，我们设立这个家庭纾困基金，本身也是一个‘投资’——是基于亲情和信任，投资于大伯一家未来的稳定，以及婷姐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个‘投资’的‘预期回报’，不是金钱利息，而是家庭的完整、亲情的维系，以及避免更大的悲剧发生。”
他停顿一下，看向姑姑和姑父：“那一千块的损失，是实实在在的。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。如果因为这两万块不能及时到位，导致基金无法按计划运行，大伯家下个月的生活费或医药费出现问题，大妈病情加重，或者婷姐因为压力再次崩溃，这个损失，恐怕不是一千块钱能衡量的。甚至，如果因为资金不足，导致整个救助计划失败，之前大家已经投入的八万五千元，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，风险反而增大了。”
他这是在用风险逻辑替代单纯的损失计算。将那一千元违约金，与整个救助计划失败可能带来的更大、更不可控的“损失”（包括亲情破裂、健康危机、甚至人命）进行对比。
姑姑和姑父听着，脸色变幻。
“至于您提出的先出一万的方案，”古民继续道，“技术上可行，但会带来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基金总额变为九万五，低于我们最初设定的安全线，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每月支持大伯家的额度，或者缩短支持时间，这会增加婷姐的短期还款压力，也可能影响大妈的治疗。第二，这打破了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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