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，他可能被视为一个“麻烦”或“异类”，而在风控部，他的能力可能被视作“武器”或“工具”。
他联系了赵伟。对方语气干练，没有太多寒暄，直接约了第二天下午在公司的第三会议室见面。
面试更像是一次深入的技术讨论。赵伟四十岁左右，戴着眼镜，气质沉稳，说话条理清晰。他没有问常规的面试问题，而是直接针对古民的UVAR模型展开询问。
“你的模型中，如何区分真正的‘低价值用户’和‘**险用户’？比如，一个纯粹的价格敏感者和一个潜在的作弊或套利者，在行为数据上可能有相似之处，但本质和风险完全不同。”赵伟开门见山。
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”古民回答，“在我的初步模型中，主要聚焦于‘价值’，用长期行为潜力来区分。但将其扩展到风控场景，需要引入更多风险信号。比如，设备指纹异常、IP聚集、行为模式机械化、补贴敏感度极高且集中在特定商品、短时间内多账号关联等。可以将风险信号作为另一个维度，与价值维度叠加，形成更精细的用户分层：高价值低风险、高价值**险、低价值低风险、低价值**险。低价值**险用户，就是需要风控重点关注的群体，他们消耗资源却不贡献价值，甚至可能造成损失。”
“你提到的‘有效成本’和‘增长质量指数’，如何与传统的财务风险指标，如坏账率、补贴损耗率挂钩？”赵伟继续追问。
“可以建立关联模型。”古民思考着说，“‘有效成本’本质上衡量的是获取一个有价值用户的效率，成本过高本身就是一种财务风险。‘增长质量指数’下滑，意味着获取的用户平均长期价值下降，未来营收潜力不足，这也是风险。更具体地，可以分析不同渠道、不同补贴活动带来的用户，其后续的坏账率、投诉率、补贴套现比例是否存在差异。如果某些渠道带来的用户，‘有效成本’高，同时坏账率或补贴损耗率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，那就是**险低效的渠道，需要预警甚至关停。”
赵伟频频点头，又问了许多技术细节：数据获取的难度、模型的可解释性、实时计算的延迟、与现有风控规则的结合方式、如何平衡误杀好用户的风险等等。古民尽可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