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爱国热情。”哈伯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，“我的研究所得到了大量支持，资金，人员，设备，一切绿灯，我组建了毒气部队，培训士兵使用毒气钢瓶，设计释放战术，选择气象条件，我亲自前往前线，指导部署。”
他的目光投向远方，仿佛看到了那片被黄绿色云雾笼罩的田野。
“1915年4月，伊普尔战役，”哈伯说，声音平淡得像在念实验报告，“氯气被首次运用于战争，我就在现场，看着那些钢瓶打开，看着黄绿色的气体顺着风向飘向法军阵地，看着敌军士兵在毫无防备中咳嗽，窒息，溃逃，死亡，我记录数据，评估效果，思考如何改进。”
他闭上了眼睛，几秒钟后，又睁开。
“那一次很成功。”哈伯说，“战术上成功。德军突破了防线，占领了阵地，我回到柏林，受到了嘉奖，5月2日，我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庆功宴，邀请了同僚，军官，一些支持战争的朋友，大家喝酒，庆祝，谈论德意志的光明未来。”
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，低到几乎听不见。
“伊美娃没有参加宴会，”哈伯说，“我没有在意，我以为她只是累了，或者，像以前一样，对我将科学用于杀戮感到不满，但我觉得那是妇人之仁，是软弱，战争时期，个人情感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。”
他停顿了很久，久到观众席上开始有人不安地挪动身体。
“宴会结束，客人散去，我睡下了。”哈伯继续说，声音空洞，“第二天早上，我被儿子的哭声惊醒，我走到花园，看到伊美娃躺在草地上，手里握着我的手枪，太阳穴上一个洞，血已经凝固了，她死了。”
他说出“死了”两个字时，语气平静得可怕。
“我当时……”哈伯似乎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仿佛在辨认一个陌生的情绪，“我没有太多感情波动，没有痛哭，没有崩溃，甚至没有多少悲伤。我只是觉得……她太软弱了，帝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，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，她却被那些虚无的人性和道德束缚，选择了逃避。曾经的她才华横溢，和我一起讨论化学，支持我的研究，但后来，她变了，变得让我觉得陌生，变得……碍事。”
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要将那段回忆压回心底。
“我处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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