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神多了嫌弃和避之唯恐不及；女工友们则要么同情叹息，要么疏远议论。
车间领导找她谈了一次话，语气倒不算严厉，只是提醒她“注意影响”，“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”，“不要因为家事影响革命生产”。
这话像软刀子，扎得她心里流血，却哭不出来。
她变得更加沉默，干活时手脚都在细微地发抖，失误也开始增多——发错了一次劳保手套的尺码，登记物品数量时写错了一个数字。
虽然没造成大损失，但落在有心人眼里，便是“心神恍惚”、“不堪用”的证明。
更现实的问题是经济。
棒梗在里面的花费，听说要交伙食费，还有零星的其他费用像一座大山压下来。
她开始变卖家里最后一点能卖的东西——贾东旭留下的几本技术书，一套半新的工作服，甚至结婚时那对银镯子，最后连贾张氏压箱底的、几块早已褪色发硬的旧绸缎，也翻出来，看能不能换点钱。
但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贾张氏的病情在棒梗入狱的打击下急转直下。
高烧退了，但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昏睡，偶尔醒来，眼神涣散，连人都认不清，只是含糊地喊着“东旭”、“棒梗”，或者发出意义不明的呻吟。
喂她米汤，十次有八次会呛出来。
请大夫是别想了，抓药更是奢望。秦淮茹只能用湿布给她擦擦身子，尽量让她躺得舒服点，然后眼睁睁看着生命从这具千疮百孔的躯体里一点点流逝。
死亡的阴影，如此真切地笼罩在贾家上空，也让院里其他人家心里蒙上一层更深的寒意——谁知道下一个轮到谁？
就在贾家风雨飘摇、院里气氛压抑之时，另一条线上，却有一股微弱但执拗的生机在悄然勃发。
傻柱和于海棠的关系，在经历了棒梗事件的短暂冲击。
于海棠自然也听说了，还私下问过傻柱认不认识棒梗，傻柱支吾着说“一个院的，不熟”后，竟然逆势升温了。
或许是因为外界的混乱和不幸，反而衬托出彼此身边那点平凡的温暖尤为可贵。
傻柱经过李秀芝和王建国若有若无的点拨，也开了点窍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愣头愣脑。
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厨子的优势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拿公家东西，但总能想出些法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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