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修利索，俩闺女还上学，这又多一张嘴，还是干不了活的嘴！”
“回来住哪儿啊？贾家那两间破屋，挤得下吗？”
“回来能干啥？哪个单位要个残废？”
“说不定街道能给安排个最苦最累的活儿？”
“难说哦，现在回城的知青那么多，健全的都安排不过来……”
窃窃私语声在公用水池边、在傍晚纳凉的角落、甚至在自家门窗紧闭的屋内，如同夏夜恼人的蚊蚋，嗡嗡作响，挥之不去。
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中院贾家那两间依旧显露出地震裂缝、用木板勉强钉补着的屋子。
秦淮茹在最初的崩溃和麻木之后，似乎被这巨大的、新的生存压力强行激活了某种求生的本能。
她没有再当众失态，第二天依旧按时去街道糊纸盒，只是脸色更加灰败，眼睛红肿，动作更加机械沉默。
对邻居们的询问或试探，她一律以沉默应对，绝不多说一个字。
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，这个女人身上最后那点支撑着她的、名为“母亲等待儿子归来”的渺茫希望。
似乎也随着这残酷的归来方式，而彻底碎裂，化为了更沉重的绝望和茫然。
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王建国的耳中。
他是在一次周末回家时，从母亲陈凤霞带着深深叹息的讲述中得知的。
陈凤霞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摇头：
“唉，作孽啊……秦淮茹这命，真是苦到头了。好不容易把俩闺女拉扯大点，这棒梗又……
听说手残得挺厉害，以后怕是饭碗都端不稳。
回来可咋办哟？贾家那点地方，咋住？秦淮茹那点工资，咋养活？”
王建国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心里却掀起了波澜。
棒梗要回来了，而且是带着伤残回来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悲剧，更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缩影——
无数在特殊年代被“上山下乡”洪流卷走的青年，在时代转折中试图回归城市，却面临着户籍、住房、工作、伤残保障等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壁垒，成为社会转型期中沉重的负担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。
作为部里干部，他对此有所了解，政策层面也在研究和尝试解决，但进程缓慢，矛盾突出。
而现在。
这个问题，以如此具体、如此残酷的方式，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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