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立刻向部里简要汇报了“原单位发生一些生产管理上的问题需要紧急处理”，请了假，连行李都没仔细收拾，只带上必备的证件和一点随身物品，便直奔京城肉联厂。
一路上，他几乎没合眼。
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，仿佛敲打在他的心上。
他反复推演着回去后可能面对的场景：
愤怒的工人，激进的质问，可能的辱骂甚至推搡……
他该如何解释？
说他是为了保护他们？
说爬得高摔得惨？
在群情激奋之下，这样“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”的话，会有人听吗？会不会被曲解成“看不起工人群众”、“散布悲观论调”？
如果他处理不好，不仅无法平息风波，反而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，让事情更加不可收拾。
但他没有退路。
这件事因他的建议而起，他必须面对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付出心血、如今依然关乎民生的肉联厂，因为这种内部的误解和动荡而陷入混乱，更不能看着狗剩、驴蛋、马三这些老实巴交的兄弟，因为自己的决定而背负骂名，甚至被推到工人的对立面。
汽车在四九城里疾驰，窗外是秋收后略显空旷的田野，偶尔能看到刷着标语的土高炉冒着黑烟。
王建国的心中却是一片冰火交织。
火的是对厂子、对工友的责任和焦虑；冰的是对当前这股席卷一切的浮夸风、以及对人性中易于被煽动的躁动与不满的清醒认知。
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是傍晚了，等到了厂区已经灯火通明。
但气氛明显不对。
往常这个时间，夜班工人应该在各司其职，机器轰鸣。
但现在，厂区主干道上聚集了不少人，三三两两，议论纷纷，车间的灯光虽然亮着，但听不到往常那种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、躁动不安的气息。
吕朝阳在办公室等他，眼圈发黑，嘴唇干裂，显然也是一夜没睡。
见到王建国，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把拉住他：
“你可算来了！再不来，我真要扛不住了！罐头车间和部分屠宰车间的工人，从下午开始就消极怠工，虽然没完全停下，但效率极低，班组长说话也不管用了。嚷嚷着要见领导，要讨说法。工会的人、车间的干部去做工作，都被顶了回来。说什么‘技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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