秀娘下葬那天，是个难得的晴天。
春末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，不烈，暖暖的，照在人身上像是有人用掌心轻轻地捂着。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已经开满了花，一串一串的，白里透着青，香气浓得像是能看见，在空气里慢慢地、软软地淌着。
任怀绪站在院子里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直裰，袖口和衣襟处打着几块补丁，补丁的颜色深浅不一，针脚密密实实的——那是秀娘还在的时候给他缝的。他拄着那根木棍，站在院子中央，看着那间里屋的门。门帘已经摘下来了，里屋的门敞着，阳光从窗户里照进去，照在那张空了的床上，照在那个旧衣柜上，照在窗台上那只早已冷透了的香炉上。床上什么都没有了。被子叠好了放在一边，枕头搁在被子上，那只绣了一半的荷包被任怀绪揣进了怀里，贴着心口。
姜清越和燕隐野站在他身后，没有说话。
棺材是燕隐野让人连夜送来的。没有张扬，没有惊动太多人，只是让人从城南的棺材铺子里选了一口最好的——不是那种达官贵人用的金丝楠木，是普通的柏木，厚实，结实，刷了三遍桐油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棕红色。燕隐野没有提这是自己出的钱，只说“铺子里刚好有现成的”。任怀绪看着那口棺材，看了很久，伸出手，用那双粗糙的、布满了裂口的手，慢慢地、一寸一寸地摸过棺材的每一寸木板。从棺头摸到棺尾，从棺盖摸到棺帮，像是在确认它是结实的、温暖的、配得上秀娘的。
“好。”他只说了一个字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来，可那个字里的东西，比任何长篇大论都重。
姜清越帮着任怀绪给秀娘换上了干净的衣服——一件靛蓝色的新棉袄，是任怀绪去年冬天悄悄买的，一直放在柜子里，没舍得拿出来。他说秀娘怕冷，冬天总是缩着肩膀，他想着等她好一点了就给她穿上，让她在院子里晒晒太阳。可秀娘再也没有好起来。那件棉袄在柜子里放了整整一个冬天，标签还没拆，折痕还清清楚楚的。姜清越把它穿在秀娘身上，扣好每一个盘扣，把领子翻得整整齐齐的。秀娘的身体已经僵硬了，可她的面容是安详的——任怀绪用药酒和香料把她保存得很好，她的皮肤还是那种病中的苍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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