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后，下关码头。
长江水浑黄，卷着初春的残冰，浩浩荡荡向东流去。码头上人声鼎沸，挑夫、小贩、旅客、军士，各色人等混杂，空气里弥漫着煤烟、汗臭和江水的腥气。
沈砚之站在“江安”轮的舷梯旁，看着自己的部队依次登船。
三千人，说是混成旅，实际上只有两个步兵团还算完整。炮兵团只有十二门老式山炮，其中四门还是光绪年间的货色，能不能打响都是问题。辎重营更惨，大车不足二十辆，骡马瘦得能看见肋骨。
但士兵们的精气神还在。这些从山海关一路杀出来的汉子，穿着新发的北洋军装——深灰色呢子制服，绑腿打得笔直，步枪擦得锃亮。虽然装备寒酸，但行列整齐，脚步沉稳，三千人登船，除了脚步声和偶尔的口令声，几乎没有杂音。
这是沈砚之两年多来带出来的兵。从关外的风雪，到冀北的平原，再到金陵的城垣，他们跟着他，打了大大小小几十仗。活下来的，都是百战余生的老兵。
“旅座，都上船了。”
副官林三小跑过来，敬了个礼。他是沈砚之从山海关带出来的老人，二十出头，精瘦精瘦的，但眼珠子转得飞快，是个机灵人。
“吴参谋长呢？”沈砚之问。
“在官舱，跟陈副旅长说话呢。”林三压低声音，“旅座，我刚才看见，陈副旅长带了十几个人上船，都穿着便衣，但腰里鼓鼓囊囊的，肯定揣着家伙。”
沈砚之点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陈调元，段祺瑞的人，名义上的副旅长，实际上是来监视他的。还有那个吴光新，袁世凯的外甥，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，眼睛长在头顶上。这两人在，这支队伍不好带。
但他没得选。
“开船吧。”沈砚之说。
汽笛长鸣，“江安”轮缓缓离开码头。甲板上，士兵们默默望着渐行渐远的南京城。有人红了眼眶，有人别过脸去。这里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，流过血，也流过泪。
沈砚之也望着那座城。秦淮河、夫子庙、中华门……这些名字，三个月前还只是地图上的符号，现在却已经刻在骨血里。他想起进城那天，满城百姓夹道欢迎，高呼“共和万岁”。他骑在马上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那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。
短短三个月，花就谢了。
“怎么，舍不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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