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也是自由。
方郁雾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联系约瑟夫。
这位刚果(金)本土的儿童医生，在埃博拉疫区与方郁雾并肩作战了三十多天，亲眼见证了她如何从幸存者血液中分离出关键抗体。
约瑟夫没有显赫的学术背景，只有一所二流医学院的学历和十几年在偏远地区行医的经验，但他熟悉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。
方郁雾约着一起再次进入了无国界组织，但是方郁雾不敢到处乱跑了，就离杨慕宁他们的驻地不远。
这样，即使遇到了危险，也能及时求助抱大腿，最重要的是，偶尔还能混两顿饭。
这期间，方郁雾与费洛德保持着每周一次的视频通话。
费洛德在德国的研究所里继续推进埃博拉疫苗的临床前研究，每次通话都会详细告知进展。
“一期临床试验的初步数据很理想。”费洛德在镜头那边说，背景是现代化的实验室，看起来她这里好不相关一样。
“所有受试者都产生了高滴度中和抗体，没有严重不良反应，你的多价设计被证明是关键的创新点。”
费洛德说着，操作电脑：“《柳叶刀》邀请我们撰写综述，我建议你作为共同第一作者。”
方郁雾摇头：“教授，我没有参与临床试验。”
“你参与了整个前期研发，没有你的抗体筛选和疫苗设计，就没有这个项目。”费洛德的态度不容置疑。
“而且，你需要持续的学术产出，才能维持在国际科研界的可见度，这一点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”
方郁雾没有继续推辞。她知道费洛德说得对。
留在非洲不意味着切断与主流科研界的联系，相反，她需要更主动地维持这种联系，才能为未来的研究网络争取更多资源和支持。
无论在这里还是以后回国，那些都是人脉，还是顶级人脉。
那篇《柳叶刀》综述发表后，方郁雾收到了十几封来自欧洲和美国研究机构的合作邀请。
方郁雾筛选了其中与非洲相关的项目，最终确定了两项。
一是与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合作，研究疟疾耐药性的分子流行病学。
二是与瑞士热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合作，开发基于CRISPR的快速病原体检测平台。
但方郁雾都没有去欧洲，而是在非洲这边的共同实验室，偶尔还兼职无国界医生。
忙碌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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