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心里很清楚，欧洲实验室固然条件优越，但那里的一切都已经成熟、固化、层级分明。
她是费洛德的学生，是备受信任的核心成员，但永远不是决策者。
在那里，她没有话语权，而且会浪费很多时间。
非洲不同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。
疫情、战乱、贫穷，这些是灾难，但也是机遇。
建立研究网络的机会，培养本土人才的机会，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服务最需要的人群的机会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里非常能攒临床经验，她以后大概率要回国的，就算是她不想回去，可能也会强制她回去，所以她要在这里攒资历。
还有，杨慕宁还在这里，这都快两年了，她还没将人拿下呢。
费洛德看着方郁雾，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欣慰、遗憾，但更多的是平等的尊重。
“你长大了。”费洛德最终说道，用的是中文。
方郁雾微微笑了笑，这是费洛德第一次用非学术语言评价她。
两周后，费洛德启程返回德国，费洛德在机场与方郁雾握手告别，罕见的没有说“注意安全”之类的叮嘱，只是递给她一个加密的移动硬盘。
“这里是我四十年非洲研究的大部分原始数据，有些已经发表，有些还没有。”费洛德说道。
“放在我这里，它们只能是一串数据，你比我有能力让它们产生价值。”
这里面大部分数据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了，还没有发表的，很多费洛德都看不上，但给方郁雾却刚刚好。
再者，这些数据他还有备份。
方郁雾接过硬盘，感到它的重量远超物理质量。
“教授……”
“你不欠我什么。”费洛德打断她，“你为我做的，已经远超过我对你的期望。”
他顿了顿，“而且，你让我重新学会了一件事，信任，即使会被背叛，也要信任。”
费洛德转身上了舷梯，没有回头。
方郁雾站在原地，直到飞机消失在云层中。
费洛德离开后的第一个月，方郁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她不再是某个大型团队的核心成员，不再有每天例行的组会、明确的研究方向、充足的后勤支持。
她只是一个拥有几篇高质量论文、一个装满数据的硬盘、以及一些国际人脉的年轻科学家，也是一位经验还可以的无国界医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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