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推着三轮车经过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。这些日常的声响像一层柔软的屏障，把她们包裹在一个微妙的、安静的时空里。
顾晓曼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斟酌措辞。她低头看着杯中的茶汤，碧螺春的叶片在水中舒展开来，一芽一叶，嫩绿分明。
“五年前，沈砚舟找到顾氏的时候，我父亲正在考虑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律所。”顾晓曼开口了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，“那家律所原本是沈砚舟实习的地方，他刚拿到执业证，带他的合伙人很器重他。但律所的经营出了问题，合伙人卷了一笔钱跑了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沈砚舟可以选择离开，但他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林微言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有些发紧。
“因为他发现那笔烂摊子里面，有他父亲的一个案子。”顾晓曼抬起眼，“沈砚舟的父亲，沈建国，当时刚查出肝癌晚期。之前他委托那家律所处理一桩房产纠纷，涉及一笔数额不小的拆迁补偿款。律所出事之后，那笔钱被冻结了，谁都动不了。”
林微言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。她记得沈砚舟的父亲。那个总是笑呵呵的中年男人，每回她去沈家，他都会下厨做一大桌子菜，把她当亲闺女一样疼。她不知道他得了癌症，沈砚舟从来没有提过。
“肝癌晚期，治疗费用你知道是多少吗？”顾晓曼的语气始终平稳，“靶向药一个疗程十几万，还不一定进医保。沈家就沈砚舟一个人撑着，他妈妈走得早，没有别的亲戚可以依靠。那笔拆迁款是他们最后的指望，可它被冻住了。”
“所以他找到了顾氏？”
“对。顾氏当时正好在拓展法律服务的业务，需要一个有能力又有冲劲的年轻人来牵头。沈砚舟的条件是：顾氏出面解决律所的债务问题，解冻他父亲的那笔钱，同时预付他一笔钱作为签约费，他可以为顾氏工作五年。”
五年。林微言在心底重复着这个数字。沈砚舟离开了五年，也恰好为顾氏工作了五年。时间对得上，像两片严丝合缝的拼图。
“他拿那笔签约费付了沈叔叔的第一期治疗费。”顾晓曼说，“那时候他刚毕业没多久，没有任何积蓄，贷款也贷不出来。他去求了所有能求的人，最后找到了我父亲。”
林微言垂下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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