织在台北安排了三条紧急情报通道。第一条是通过苏曼卿的咖啡馆，经香港转口贸易的货物夹带，但这条路现在危险。第二条是启用潜伏在邮局的情报员，用密写信件寄往海外再转道，但时间来不及。第三条——
“基隆港，明天晚上十点，‘闽渔128号’。”林默涵从书桌暗格里取出一枚铜钱，这是信物，“船老大是我们的人，会送你去福建霞浦。但这一去，你可能就回不来了。”
陈明月接过铜钱。铜钱被体温焐得温热，上面“乾隆通宝”的字迹已经磨损。
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她问，“没有‘妻子’的掩护，你怎么解释？”
“妻子病重，回大陆寻医问药。”林默涵早已想好说辞，“我会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，配上你的照片，做足戏码。魏正宏如果查，会发现‘沈墨’确实在台北各大医院问过心脏科专家——那些记录我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“那如果……”陈明月抬起头，眼睛在昏暗光线里亮得惊人，“如果我请求组织，完成任务后让我正式调回大陆呢？”
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，林默涵一时语塞。
“我是说，”她向前一步，两人的距离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，“如果我不再是你的‘名义妻子’，而是以陈明月同志的身份，申请在你身边工作——或者，在任何你需要的地方工作。”
房间里安静下来。远处传来卖冰棒的铃铛声，孩童的嬉笑声，市井的烟火气透过窗帘缝隙渗进来，与这个狭小空间里的紧张氛围形成荒谬的对比。
林默涵看着她。二十五岁的女子，穿着素色旗袍，头发在脑后挽成髻，插着一根普通的铜簪——那里面藏着微缩胶卷。她腿上的枪伤还没好透，走路时仍有细微的不自然，但站姿笔直如竹。
这六个月，他们睡在同一间屋子的两端，中间隔着屏风。他听过她在梦里哭，但醒来时她总是先露出笑容。她记得他所有的习惯：豆浆不加糖，茶叶要第二泡，发报时左手会不自觉地敲击桌面。她在他被噩梦惊醒的深夜，默默递上一杯温水，从不问梦见了什么。
有些东西早已超越“任务”和“掩护”。只是他们谁都不敢说破，因为在这个行当里，感情是奢侈品，更是致命弱点。
“明月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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