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过渡补贴，眼巴巴地等着搬新家。可工地停了，工人都散了，钢筋水泥堆在那儿风吹雨淋，生了一层黄锈。
“老常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”买家峻没有回头，声音被夜风吹得有些飘。
常军仁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知道买家峻问的不是“这事儿该怎么查”，而是“这事儿该怎么查才能查得动”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前者的答案很简单——证据摆在这儿，查就是了。后者的答案要复杂得多，复杂到常军仁在组织部干了二十年，也没见过几次真正查得动的。
“解宝华是市委常委。”常军仁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慢，像是在一边说一边权衡每一个字的重量，“按规矩，对市委常委的调查，需要上级纪委批准，或者市委主要领导同意。你现在手里有调查组的权限，但这个权限……不包括他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常军仁把烟蒂摁灭，“我不是在拦你，我是在告诉你，这条路走起来有多难。解宝华在沪杭新城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他的关系网不是一张网，是一棵树——根扎得很深，枝杈伸得很远，你看得见的只是地面上那一小部分。”
买家峻转过身来，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影子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眼睛里有东西在烧。那种东西常军仁见过，在很多年前，在他自己刚进组织部的时候，在他对着党旗宣誓的那天早上，在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贪官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刻——那种东西叫不甘心。
“老常，你跟我说实话。”买家峻重新坐下来，把椅子往前拖了拖，离常军仁很近，膝盖几乎碰到膝盖，“如果这次不查，下次什么时候能查？等到解迎宾把钱全转出去，等到杨树鹏把证据全销毁，等到那六百多户安置居民再等上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？”
常军仁没接话。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已经不太年轻了，手背上有了老年斑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笔而微微变形。他用这双手翻过无数干部的档案，签过无数提拔任免的文件，也悄悄记录过一些不该被忘记的线索，锁在他办公室最下面那个抽屉里，钥匙只有一把，他贴身带着。
“我这里有一些东西。”常军仁说着，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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