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砚又看了一眼父亲的相框。
“爸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我好像……遇到一个不错的人。”
说完她自己先笑了，因为这句话太像十年前那个傻乎乎的十六岁少女会说的话。
下午两点，苏砚准时出现在检察院门口。
陆时衍已经到了。他靠在车门上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领带是深蓝色的暗纹款，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把入了鞘的刀——锋利，但收起了锋芒。
“你等了多久？”苏砚走过去问。
“十五分钟。”
“来这么早干嘛？”
“怕你先到，”陆时衍说，“我知道你习惯提前。”
苏砚心里动了一下，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
两个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检察院。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经过三道安检门，最后来到一间小型的会面室。会面室里只有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、一盏日光灯。墙壁是惨白色的，灯光也是惨白色的，整个房间冷得像一个冰柜。
陆启明被带进来的时候，苏砚差点没认出来。
这个男人的头发全白了。不是那种斑驳的灰白，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抽走了所有黑色素似的，白得很彻底。他穿着一件橘色的拘留服，袖口露出一截手腕，手腕上青筋凸起，皮肤松弛得像是别人的。
距离他被捕，只过去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。
“苏砚。”陆启明坐在桌子对面，声音沙哑得像一把老锯子。
苏砚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“我没想到是你，”陆启明低着头，目光落在自己交叠的手上，“十年前那个案子，我做了那么多手脚，我以为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。”
“天衣无缝？”苏砚终于开口，声音冷得像刀子，“你做的最大的手脚，是把所有证据都烧了。但你没烧干净的，是我爸死之前写的一封信。”
陆启明的肩膀颤了一下。
“那封信里，我爸把所有事情都写清楚了，”苏砚继续说，语气平稳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伤痛，而是在陈述一份商业报告，“他怎么信任你，你怎么背叛他，你怎么串通第三方做空了公司，怎么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落井下石。他把每一个细节都写下来了。他寄给我的时候，信封上还贴着一张便签，写着‘砚砚，对不起’。”
她的声音顿了一下。
很短的一下。
短到如果不是陆时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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