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语气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方总监愣了一下，然后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苏砚坐进那把宽大的真皮座椅里，目光落在桌角的一个相框上。相框里的照片是十年前的——她和父亲站在公司门口的合影，父女俩笑得很灿烂。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，领口有点翘边，那是他最常穿的一件衣服，舒服，不讲究。
“爸，”她低声说，“我做到了。”
相框里的父亲依然笑着，不发一语。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地毯上投下一片暖黄色的光斑。苏砚靠着椅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——父亲的葬礼、破产后搬去的那间三十平米的出租屋、母亲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时涨红的脸、她的第一笔融资、第一次站在发布会台上的紧张。
一幕一幕，像是一部老旧电影。
手机响了。
这一次她接了，因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陆时衍。
“醒了？”他的声音带着一点刚起床的慵懒，听得出来也是被电话轰炸过的疲惫。
“废话，不醒我怎么接的电话？”
陆时衍笑了一声：“心情不错嘛，还会怼人。”
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验证我有没有起床气？”
“不是，”陆时衍的声音稍微认真了一点，“检察院那边刚通知我，陆启明要求见你一面。”
苏砚沉默了两秒：“他见我干嘛？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想求情，可能想骂你，也可能想交代点什么。”陆时衍顿了一下，“你不用去，我可以替你回绝。”
“我去。”
苏砚说得很干脆。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陆时衍的声音重新响起，语气里有一种不太确定的担忧：“你确定？”
“确定。”
“那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用——”
“我陪你去，”陆时衍打断她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坚定，“不是建议，是决定。”
苏砚握着手机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习惯了一个人做所有事——一个人做决定、一个人承担后果、一个人消化情绪。可现在有个人站在她旁边，不由分说地要替她分担一点重量。
这感觉很陌生。
也很奇怪。
奇怪得让她不太舒服，又隐隐觉得还不错。
“行，”她终于说，“下午两点，你在检察院门口等我。”
挂了电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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