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渍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。
“他答应我的那碗红烧肉，我今天替他吃了。”
陆时衍没有说话。他把砂锅里的红烧肉夹起来，放进苏砚的碗里。肉已经不太热了，汤汁凝起薄薄一层油脂，酱色比刚才更深了。苏砚低头看着碗里那块肉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拿起筷子，夹起来，一口一口地吃。她吃得很慢，嚼得很细，像在拆解一封写了很久、一直没敢打开的信。
“味道怎么样？”陆时衍问。
“偏甜了。”苏砚嚼着肉，声音有些含混，“我爸烧的红烧肉，不放糖。他说肉本身就有甜味，焖够了火候，甜味自己就出来了。不用加糖。”
“那你怎么让厨师放糖了？”
苏砚把肉咽下去，放下筷子。她抬起眼睛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笑意——很淡，淡得像冬天的日光，明明照着，却感觉不到暖。但确实是光。
“因为我知道你会来。”她说，“你来了，肉甜一点，就不那么苦了。”
陆时衍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面前的碗筷。碗是空的，筷子搁在筷架上，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。他把碗端起来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，一块水煮鱼，一筷子清炒芥蓝，堆了半碗。然后他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。
苏砚看着他吃。他的吃相不难看，但很急，像在赶什么。肉汁沾了一点在他嘴角，他没有擦。芥蓝嚼得咔嚓咔嚓响，水煮鱼的豆芽挂在碗沿上，他伸筷子一拨，拨进嘴里。她忽然想起来——他今天从收到那份案卷到现在，大概也没吃东西。
两个人都不说话。包厢里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，咀嚼的声音，窗外梧桐花落地的声音。空调呼呼地吹着，把黄酒残余的热气吹散，把红烧肉的酱香和水煮鱼的麻辣吹匀，混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像很多年前某个厨房里飘出来的烟火气，像一个人蹲在门口系鞋带时，锅里的红烧肉正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苏砚拿起酒壶，把最后一点黄酒倒进两个人的杯子里。酒壶空了，壶嘴滴下最后一滴琥珀色的酒液，落在桌面上，像一颗很小的琥珀珠子。她端起酒杯，举到陆时衍面前。
“最后一杯。”
陆时衍端起杯子。两只杯子碰在一起的时候，窗外正好有一朵梧桐花落下来，从窗台弹了一下，落在两个人中间的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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