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放音乐，隔着玻璃传进来，模模糊糊的，像隔了一层水。是一首很老的粤语歌，唱什么听不清，只有旋律浮在夜色里，一起一伏的，像一个人在水面上漂着。苏砚拿起酒壶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黄酒。她的手很稳，倒酒的时候壶嘴没有一丝晃动，酒液拉出一条细而直的线，从壶嘴一直连到杯底。
“那三项专利。”她放下酒壶，端起酒杯，没有喝，只是看着杯中的酒液，“后来被谁注册了？”
“明源资本旗下的一家空壳公司。叫‘新锐微电子’。”
“新锐微电子。”苏砚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菜谱上的一道菜名，“三年后，这家公司以专利技术入股的方式，和国内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成立了合资企业。估值——”她抬起眼睛看着陆时衍，“十二个亿。”
陆时衍没有说话。他拿起筷子，又夹了一块红烧肉。这一次他没有嚼就咽下去了，肉堵在喉咙里，咽得生疼。
苏砚忽然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很短，短到像闪电划过夜空，你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形状，它就消失了。她端起酒杯，碰了一下陆时衍面前那只杯子。白瓷相撞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，像一滴水落进深井里。
“吃菜。”她说，“红烧肉凉了就腻了。”
陆时衍低下头，看着那锅红烧肉。酱色的肉块在砂锅里微微颤动着，热气已经不那么浓了，汤汁的表面开始凝起一层薄薄的油脂，在灯光下泛着彩色的光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那时候他还在法学院读书，周牧之给他们上一门课，叫《商法案例分析》。有一堂课讲的是公司破产重组，周牧之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一行字——“法律的终极目的，不是惩罚，是救赎。”
那行字写在黑板正中央，粉笔灰从笔画里簌簌落下来，在阳光里飞舞，像一群找不到方向的虫子。
“我导师。”陆时衍开口了，声音发干，像砂纸磨过木板，“周牧之。我跟他学了七年。本科四年，研究生三年。我的起诉状是他手把手教的，我的质证逻辑是他一字一句改的，我第一次上法庭之前，他跟我说——”
“说什么？”
“‘时衍，律师这行，刀笔之下有人命。你的笔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端看你把它往哪儿落。’”陆时衍把这句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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