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出，人们要生活得更好，必须合作互助，形成社会组织。有了社会组织，必须要有行为准则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礼”。
荀况认识到，人是有欲望的。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——比如说，有人喜欢征服别人，有人喜欢被征服——那就没有问题，可以和谐相处。或者说，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，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，不用争夺，那也没有问题。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，互不相干，问题也会简单很多。可是世界并非如此，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，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，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。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。有了外在的礼，才会有内在的道德，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。
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，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。他认为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，而是因为“有辨”。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，畜生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，就是因为无辨。
换句话说，动物有父子，有雄雌，这是自然。至于父子之情、男女之别，则是社会关系，是文明的体现。
后世有人这样认为，孟轲的性善论，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；荀况的性恶论，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。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，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。事实上，荀况对于孟轲，是极其看不起的。
他曾经这样写道：“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，一副志大才高、见多识广的样子，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，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，晦涩而无法言说，闭塞而难以理解，却毫不脸红地说：‘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！’——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，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，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。”
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，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？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。
简单地说，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，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；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，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，国家要安定，社会要和谐，关键是人人守法，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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