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理论了。
荀况这样说道:“‘名’是用来指称‘实’的,上明贵贱,下辨同异。”意思是,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,对下是逻辑的。他认为,世间万物数不胜数,不能一一列举,所以统称为“物”,这就是“大共名”。大共名之下,还有小共名,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,那就要用到“别名”,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。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,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,直到不能再分为止。
荀况还认识到,一切名都是人造的,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,其实并无道理可讲。比如说,狗这种动物,如果当初不叫它狗,而叫它猫,那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然,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,那就很难更改了,所以狗是狗,猫是猫,不能混淆。
以上述理论为基础,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。他指出,公孙龙之流的“白马非马”命题,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,只要追本溯源,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,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,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。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,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,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,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,哪一种道理行得通,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荀况还借题发挥说,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,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“圣王”,人心无所维系。如果有了圣王,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,引导人们走向正道,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。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,但是不可否认,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。
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,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,即孔丘和孟轲,荀况是第三位。
有意思的是,虽然同为儒家,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——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“性善论”,认为人性本善,只要加以充分发挥,就会形成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端;而荀况则持“性恶论”,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,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,才能使人向善。
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:既然人性本恶,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?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?
荀况从两方面解答。首先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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