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以牵制胡惟庸，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。
然而汪广洋复相后，整日喝酒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，反而事事调和，公事“惟以他官剖决，不问是非，随而举行”。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，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。即使这样，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，便又追加诏书，下令追到后，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，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。
由上可知，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，尸位素餐也不行，放权、抓权均无好下场。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，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，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，废相只是时间问题。
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。胡惟庸之前，李善长小心谨慎，徐达经常带兵在外，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，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。但胡惟庸为相七年，擅权乱政，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，除了剪除别无选择。
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，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?
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，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，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“关白”中书省。在此之前，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，就是给皇帝一份，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。接着，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，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。然而即使这样，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。
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，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。丞相废除后，其事由六部分理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，朱元璋大权独揽。秦、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，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。稍后，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，大臣如敢奏请者，处以重刑，并立为祖训。
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，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，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，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。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，证据并不充足，如果深究下去，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。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，即行杀掉，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，只是为了死无对证，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。
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，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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