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的额外关照或严格要求，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更重要的是，王建国自己身处技术管理岗位，看似稳定，实则身处“红”与“专”的夹缝，又因坚持技术原则得罪过人，谁知道未来的政治风浪会怎么刮？
让孩子在相对普通、混杂的环境里长大，接触真实的社会层面，学会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相处，或许是一种更安全、也更扎实的成长路径。
万一将来自己有什么变故，孩子也不至于因为从“贵族学校”跌落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或是因为曾经的“圈子”而受到牵连。
他把这些想法，用李秀芝能理解的方式，简单跟她说了说：“部里附小是好，但孩子都差不多背景，容易养成毛病。红星小学就在咱这片儿，都是附近工人、职员家的孩子，实在。新民他们从小在院里长大，跟光天、解成他们也熟，一起去上学，有个伴儿，也接地气。现在这形势，稳稳当当地最好。”
李秀芝虽然有些遗憾，但她是明白人，知道丈夫考虑得周全，而且丈夫在“外面”的事情上，一向比她看得远、想得深。
她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便不再坚持，只是说：“那也得提前去看看学校，打个招呼吧？毕竟是你……”
“不用特意打招呼。”
王建国打断她，“按片区划分，咱们户口就在这儿，上红星小学正合适。我去街道开个证明就行。别搞特殊。”
于是，在1960年的初夏，王建国去街道办开了居住证明，带着三个孩子，去红星小学报了名。
报名很顺利，接待的老师看了户口本和证明，知道是后院王处长家的孩子，态度客气，但也没多问什么。
只是看到三个一般大的孩子一起来报名，笑着说了句“哟，三胞胎啊，真齐整！”
九月份开学的时候，王新民、王新平、王新蕊，背着李秀芝用旧布精心缝制的新书包，里面装着崭新的铁皮铅笔盒、木头铅笔和田字格本，和院里其他适龄孩子——刘海中的二儿子、阎埠贵的儿子，以及另外几家的孩子——一起，蹦蹦跳跳地走进了红星小学的校门。
秦淮茹也牵着已经满了年龄、穿着改小的旧衣服、眼神怯生生的棒梗，来到了学校，办理了学前班的入学手续。
王建国和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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