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商量了一下，考虑到实际情况，同意了，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。
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贾家的悲剧，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，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。
赔偿方案确定后，院里关于贾家的议论焦点，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，迅速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。
“能分到啥好活儿？”“二级工的名头，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”
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、工资的估算上。
阎埠贵又开始掰着手指头，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，慨叹“寡妇失业，拉扯孩子不易”。
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，不再终日哭泣，但变得沉默而阴郁，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怨气，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，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。
王建国冷眼看着这些变化，心里无波无澜。
贾东旭死了，他的家庭迅速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，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标准脚本。
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，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、冷漠的读者。
时间继续向前滑。
春深了，柳絮开始飘飞，恼人得很。
王建国的三个孩子，新民、新平、新蕊，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。按理说，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别和部委干部的身份，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、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。
那种学校，师资力量强，设施好，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，环境相对单纯。
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：“新民他们该上学了。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？听说教得深，条件也好。”
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，总想给孩子尽可能好的。
王建国却没有答应。
他考虑得更深，也更冷。
部委干部子弟小学，条件是好，但也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“干部子女”的标签。
在那个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日益被强调、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的年代，过早地进入一个相对封闭、同质化的“干部子弟”小圈子，未必是好事。
一方面，容易滋生特殊化思想，脱离普通群众的生活实际；另一方面，也容易成为被关注甚至被针对的焦点。
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攀比，背后可能是家长之间微妙的角力；老师对“领导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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