皱了皱眉，似乎觉得王建国这“礼”到了，但“情”未免太淡了些。
吊唁之后，便是“吃席”。
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、也最微妙的一环。
悲伤是真的，但活着的人总要吃饭，尤其是这1960年的春天，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局促的时候，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“豆腐饭”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有着超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。
席面就摆在院里。
借了各家的桌子板凳，拼拼凑凑，倒也摆了好几桌。
菜是厂里食堂帮忙操持的，极其简单：一大盆白菜炖豆腐，豆腐是特批的，一盆土豆熬粉条，一盆清汤寡水的萝卜汤，主食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“金银卷”和稀粥。
没有肉，油也少得可怜。
酒更是没有，只有白开水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桌清汤寡水的“席面”，开席之后，气氛却以一种奇异的速度转变着。
最初的沉默和压抑，很快被碗筷的碰撞声、低声的交谈声所取代。
人们小心翼翼地夹着菜，喝着粥，咀嚼得格外认真。
话题也从对死者的哀悼，渐渐转向了厂里的传闻、街头的物价、家里的琐事。
叹息声依然有，但更多地被吞咽食物和压低的说话声盖过。
尤其是孩子们那几桌，虽然被大人叮嘱要“安静”，但终究耐不住，很快便响起了轻微的争抢和嬉闹——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一次难得的、可以放开肚皮吃别人家饭菜的机会，死亡的概念还很遥远。
王建国没有坐主桌，那是厂里干部、老师傅和贾家近亲的位置，他带着李秀芝和三个孩子，坐在靠边的一桌。
他安静地吃着，偶尔给身边的新民、新平夹一筷子豆腐或粉条，提醒新蕊慢点喝粥，别烫着。
他听着周围的谈话，看着人们脸上那迅速消退的悲戚和重新浮现的、对食物乃至对生活的专注，心里一片冰凉的清明。
这就是人性，或者说，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。巨大的悲伤可以击垮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但对于旁观的大多数来说，它更像一场需要短暂驻足、表达同情然后继续前行的仪式。
而仪式中那顿实实在在的饭，往往比仪式本身，更能凝聚人心，也更能暴露人心。
他没有鄙夷，也没有感动，只是觉得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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