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肖铁山是从汕尾出的海，一条不到十米长的小渔船，用了七个小时把我们送到香港一处偏僻的滩涂领上岸。
下船后，我们俩被塞进一辆面包车，七拐八拐，最后停在了深水埗的一栋旧唐楼前。
楼道又窄又暗，墙上贴满了小广告，空气里飘着一股咸鱼和潮气混合的味道。
肖铁山领着我爬到四楼，在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上，有节奏地敲了三下。
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瘦削，皮肤黝黑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上去像个斯文的教书先生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，侧身让开。
“进来吧，大哥等你们很久了。”
屋子里烟雾缭绕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里面坐着几个人，我一进门就感觉几道目光同时落在了我身上。
坐在正中间的那个人，就是叶国欢。
他四十岁上下，个子不高，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样子像个普通的生意人。他手里端着一杯茶，看见肖铁山脸上露出了笑意。
“欢哥。”
叶国欢点了点头，把目光转向我。
“这位就是你在信里说的兄弟？”
“黄金城，做事够狠，而且嘴严。”肖铁山说。
“坐吧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带着浓重的汕尾口音，“我这个人，不收孬种，也不收疯子。你留下来，我看你一段时间。”
我坐了下来，屁股只敢沾着椅子的边缘。
那天，我见到了另外四个人。
开门的那个戴眼镜的，叫方展翼。他看上去最斯文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在前线当过侦察兵，能一个人在密林里趴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，不动一根手指。
靠在窗边的，是一个魁梧得像铁塔的汉子，叫吴先勇。。
蹲在沙发上磨指甲的那个年轻人叫楚文龙，二十六七岁，眉眼里带着一股掩不住的野性。
还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季秋棠。
他三十出头，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古铜色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指节上布满了老茧。
他的眼睛，是我见过最安静，也最可怕的眼睛。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五个人全是刚从南边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。
在深水埗的那间唐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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