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该死了。”余切还不满意。
金介甫笑了：“他从社会性质上来讲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。”
随后，金介甫谈到西方读者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。
“谈谈你的小说《地铁》……我听说有第二部、第三部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后续？”
“至少要到明年。”
“是因为《美国精神病人》吗？”
“你哪里知道的。”
“这本书在哈珀的计划列表上。不得不说，它的名字十分独特。”
哦，余切想起来了。
之前这稿子虽然没有出版，但给卡门等人看过。在美国，余切接受过很多采访，可能在哪里透露过。
这书批判消费主义的，要在今年内出版。再不出版，等老大哥垮了，美国人自觉天下无敌，看不进去这种书。
余切说：“其实故事都在我的脑海中，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我会把他取出来。”
金介甫听到这话后，停顿片刻，在纸上快速写了几个字。“这句话，我也从来没在中国作家里面听过。我曾经让沈聪文先生在美做演讲，尽管那底下站的都是他的书迷，可是演讲前，他还是抖动得和筛子一样。”
“他总是宽恕别人，而责怪自己。”金介甫道。
余切发觉金介甫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以上这些话，看似是金介甫在批评沈聪文孬种，实则正相反。
如果有人看过金介甫写的《沈聪文传》，会意识到金介甫同样在塑造“故事”，他在说沈聪文是一个敏感、真诚如孩童一样的人，这是读者很喜欢的形象。
一个有缺憾的人，却做成了很不平凡的事。
反倒是国内写的《沈聪文传》，里面的“沈聪文”读来并不如洋人写的可爱。
金介甫又问了余切对塞万提斯奖的把握。
余切诚恳道：“在某种程度上，余切这个人并不急需一个重磅国外奖项。但是，中国作家需要。否则无法谈论我们这‘黄金一代’作家的高度。”
金介甫赞同余切的话。
“让我们说说哥伦比亚之枪。你开枪打死了两个特工，有作家认为是安保做的，功劳让给了你，你觉得这有可能吗？”
“让说风凉话的人来和我决斗，看看是他的嘴快还是我的枪快。”
金介甫噗嗤一声笑出来了，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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