薄茧的手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，指尖划过孩子脸颊上的冻疮，语气温柔得能掐出水来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：“乖囡，现在饴糖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，路上难走得很，咱们先省着点，好不好？”她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杂粮饼，掰了一半递给孩子，“你看，这个饼子也很香，等你阿爹多织半匹布，换了工分，娘就去问公售处的李大叔，要是有饴糖，一定给你买一大块，让你吃个够。”
她身上的青布褂子，袖口和肘部都打着整齐的补丁，针脚细密得像机器缝的，一看就是反复拆补过的，却浆洗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点污渍都没有。孩子咬了一口饼子，虽然没有饴糖甜，却也吃得很香，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把剩下的饼子递回给母亲：“娘也吃，我不饿了，等打跑了‘拦路虎’，再吃饴糖。”
这样的场景，在成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。百姓们或许说不出“经济封锁”“供应链断裂”这些大道理，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“共渡难关”——住在城西的张婆婆，把自己攒了半辈子的三匹绸缎捐给了官府，说“给工匠们做护腰，打铁时能暖和点”；开杂货铺的王掌柜，主动把自家的后院腾出来，改造成临时仓库，存放从滇黔运来的粮食，分文不取，还每天带着伙计帮忙晾晒受潮的玉米；就连街边的乞丐，也不再四处乞讨，而是帮公售处搬运货物，换一口吃的，说“不能白占着蜀地的粮食”。
成都城外的军营里，变化比街头更明显。往日里，士兵们的伙食虽不算丰盛，却能保证早晚各有一碗杂粮粥，中午有糙米饭配炒青菜，每隔三天还能吃到一顿掺了肉末的“荤菜”，足以支撑高强度的训练。如今却肉眼可见地“缩水”——早饭是清可见底的杂粮粥，配着一碟黑乎乎的咸菜；午饭和晚饭是糙米饭加煮萝卜，偶尔能见到几片肥肉，就算是“改善伙食”，能让整个营区都热闹半天。
但营地里听不到一句抱怨。开饭时，老兵们总是第一个拿起碗筷，默默地把碗里的饭扒得干干净净，连粘在碗边的米粒都要用筷子刮下来吃掉，仿佛那不是普通的糙米饭，而是山珍海味。年轻士兵们看着老兵的样子，也跟着学，久而久之，“光盘”成了军营里不成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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