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昭觉寺工坊的轰鸣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成都府衙深处那间不起眼的静室。室中只点着一盏豆大的油灯，昏黄的光线下，一张泛黄的北方舆图铺满整张书桌——这是陈墨托“夜枭”从江南藏书楼复刻的万历年间《九边图》，图上用朱砂红点标注着清廷通商口岸，蓝线勾勒出清军驻防要道，墨色小字密密麻麻记着“某地乡绅亲满”“某关哨卡盘查松紧”，每一处标记都透着无声的杀机。
陈墨坐在案前，身着一袭浆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，手指捏着一支炭笔，笔尖在“西安”“襄阳”等地名上轻顿。他时而俯身对着舆图哈气，用袖口擦拭模糊的字迹；时而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密档，比对其中的记载——这里是川东军的“情报中枢”，没有刀光剑影，却比战场更凶险，每一笔算计，都在编织一张刺向清廷腹地的网。
案头的“商贾”遴选卷宗，是陈墨花了半月时间整理的，纸页边缘已被反复翻阅磨出毛边。他拿起最上面一本，封皮写着“李二柱”三字，指尖划过纸面，想起三日前与这人的会面。
“李二柱，原明军游击营哨长，崇祯十七年随督师杨文岳守襄阳，城破后流落蜀地，去年投了林帅。”陈墨低声念着卷宗内容，眼前浮现出那个身材魁梧的汉子——左手缺了两根手指，是当年与清军拼杀时被马刀砍断的，“熟悉汉中至西安的山路，能辨清军驿站的烽火信号，还会些粗浅的医伤手段，应付沿途盘查足够了。”他在“李二柱”旁画了个红勾，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：“这种吃过清廷亏的老兵，忠诚度最是可靠，比那些投机的商人强百倍。”
再往下翻，是“苏婉儿”的卷宗。封面贴着一张小像，画着个眉眼清秀的女子，旁注“年二十，成都苏氏布庄之女，父崇祯十六年死于张献忠之乱，现以卖布为生”。陈墨想起苏婉儿昨日递来的账册，字迹娟秀，算筹打得比账房先生还精：“能说一口京片子，是因为她幼时随父去过北京，给贝勒府送过布，熟悉旗人贵族的喜好。”他指尖顿在“熟悉旗人服饰纹样”一句上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：“让她去西安开布庄，既能接触达官贵人的家眷，又能借‘裁布’的由头，打探府里的动静，再好不过。”
最后一本是“赵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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