贼抢走，他绝望之下投河自尽。这样的悲剧，在那个时代不知上演了多少回。”
“隋唐那会儿搞科举，吹得可好听了，什么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乍一听好像能打破阶级壁垒，让穷孩子也能翻身做主人。但实际上呢？不过是换了个选拔规则罢了。表面上看考试挺公平，可考来考去全围着儒家经典打转，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这些经书的解读，到写策论都得按儒家那套思想来，说白了就是拿“四书五经”当死规矩。
穷人家的孩子就算能弄到点书看，也得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啃这些经典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破窗纸被寒风刮得哗啦作响，他们蜷缩在漏风的茅草屋里，就着豆大的油灯，用手指在书页上反复摩挲那些艰涩的字句。有的孩子甚至要白天打柴换钱，夜里借着月光读书，连纸墨都得精打细算。可世家大族就不一样了，雕梁画栋的藏书楼里，整墙整墙的典籍泛着墨香，线装书用蜀锦函套层层包裹，连批注都请得动当世大儒。族中子弟自幼便有名师开蒙，书房里摆着前朝状元的真迹，庭院中随时能开一场经史讨论会。他们的“寒窗苦读”，是在暖阁里就着兽炭炉温书，有丫鬟奉上清茶，有夫子随时解惑。
这种教育资源的天壤之别，在科举考场上显露无遗。寒门子弟答题时战战兢兢，生怕写错一个字；世家子弟却能旁征博引，把圣人之言与家族传承的治学心得融会贯通。所谓的“公平竞争”，不过是把以前靠门第的门槛，换成了靠儒家学问积累的新门槛。那些世家大族早已把经史子集嚼烂吃透，编成代代相传的秘要，寻常人家即便侥幸获得只言片语，也不过是管中窥豹。根子上，阶层固化这块铁板依然坚不可摧，不过是换了副更体面的模样，继续将寒门学子拒之门外。
时光流转至元仁宗皇庆二年，一纸诏令将朱熹批注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。自此，这部凝结着理学精要的典籍，摇身一变成为天下书生叩击仕途的“敲门砖”。晨钟暮鼓声里，寒窗下的学子们秉烛夜读，青灯将泛黄的书页映得发亮，他们逐字逐句啃食着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经义，将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的训诫刻进骨髓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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