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失所，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，求活命。
以山城为例，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，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，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，形成‘工厂、包工头、工人’的三层雇佣链，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。
理论上，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，层层截留，通常抽取30%-50%，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%，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。
而工人想找工作，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，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。
工人若是工伤，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。”
冼耀文讥讽一笑，“这只是理论上，实际上，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，或是帮派份子，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。无论哪一种，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，即实现低用工成本。
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，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，以上海为例，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，通常为3个月工资，理论上离职时退还，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。
1948年，上海法院的记录，凡是押金纠纷案，百分百工人败诉。
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，1946年开始，有人专门放押金贷，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，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，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，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，利滚利，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，陷入债务循环。
因为欠了一身债，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，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，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，也没有机会跳槽，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。”
冼耀文看向夕阳，唏嘘道：“整个民国时期，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，就是卢作孚，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，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，所以，他只能算半个。”
“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，你是从哪里获得的？”
“三饼，碰，八万，杠。”冼耀文笑着揶揄道：“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，我在四处奔走，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，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，找对人，买几包烟就能换到，根本不值钱。”
孙树莹轻笑，“在台北的时候，我也有在工作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冼耀文颔了颔首，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，“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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