击。”冼耀文摆摆手，不疾不徐道：“说到内地的企业家，只有清晚期短暂出现过，晋商、徽商等商帮有银股身股，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，赚了钱人人有份，既有东方的仁义，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。
到了民国，1914年颁布的《验契条例》推动地权流转，农村的土地兼并比晚晴更为激烈，失地农民增多，不管南方北方，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，只能进入城市讨生活。
就是那个时期，大量的农民涌入上海滩，他们的诉求很低，只求一口吃的。
同一时期，一战爆发，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，有点见识的地主、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，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。
单说上海滩，一边是不求便宜，只求快的欧洲订单，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，高利润、低成本，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，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，所谓的企业家，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。
一战结束后，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，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。
没了欧洲订单，一些工厂面临倒闭，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，买更多的土地，地主成大地主，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。
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，又有新地主诞生，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，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，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.2万亩。
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，欲作何用？
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，行扶危济困之举？”
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，接着说道：“1929年，长江三角洲出现‘不在地主’现象，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，而是居住在城镇，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。
江苏南通出现了‘公司化土地’，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。
同年，广东‘二地主’阶层扩张，转租规模增长40%；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%，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；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。
1933年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，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%，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。
接着就是抗战，无数农民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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