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何时通过王秀兰给王铁军钱，何时收到利息，何时开始收不到钱，以及他多次找王秀兰、王铁军讨要的经过。字里行间，能看出这个宾馆经理的懊悔和无奈。
“您看下一步怎么处理？”粟林坤问。
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噼里啪啦的，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。年味越来越浓了，县委大院里，已经有干部在贴春联、挂灯笼，红色的春联在灰扑扑的楼墙上格外醒目。
现在就是在过年。中国人讲究团圆，讲究人情。政治是冷的，但人心是热的。没有人情味的政治，是走不远的。
我合上报告，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，思索着。
孙红印的问题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从财务借钱放高利贷，是违规，但钱已经还了；自己那两万血本无归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也是受害者——贪心固然有，但罪不至死。如果这时候把他关着过年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，也容易让人说县委不近人情。
“这样吧，”我抬起头，“让他写个深刻检查。把从财务借钱的过程、放高利贷的经过、认识到的错误，都写清楚，要触及灵魂。写完检查，让他回家过年。年后视态度再处理。”
粟林坤点头：“好。那我现在就去安排。”
“等等，”我叫住他，“检查不能敷衍了事。你亲自把关，不过关就重写。告诉他，这是组织上给他机会。如果态度不好，年后严肃处理。”
“明白。”
粟林坤离开后，连续几天的奔波，确实有些累了，又处理了些许积累的文件。
中午，我和文静约了高粱红酒厂的厂长孙向东在县委招待所小餐厅吃饭。
孙向东如今已经发福，身材看起来更加魁梧，脸色也颇为红润，一看就是能喝酒的人。他进门就笑呵呵的：“朝阳书记，文静县长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”
“孙厂长，坐。”我招呼他坐下，“今年酒厂效益怎么样？”
“好得很啊！”孙向东嗓门洪亮，带着酒厂人特有的豪爽，“咱们高粱红在国家台打了广告，知名度上去了，现在供不应求！仓库里都没存货，生产出来就拉走。”
闲谈几句之后，孙向东如今也是越来越社会了，说起话来不再像是乡镇干部一样没有水平，反倒是多了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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