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树德啊，你受委屈了，”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，“县委都记在心里。你为工作负的伤，组织上不会忘记。”
“书记，”彭树德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些急切，“给我下毒的那个王秀兰……抓到没有？”
我看病房里人不少——除了彭小友两口子，还有两个亲戚模样的人，加上我们这一行人，有七八个。人多口杂，就不敢说王秀兰被侦查员发现回来的事，只是摇摇头：“还没有消息。不过你放心，县委还在找她，公安机关还在找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
彭树德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握着我的手又紧了紧。
谈了些宽慰的话，说了要对砖窑总厂实施改革之后，就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。
从医院出来，已经是中午。
接连几天，都是这样连轴转——看望困难群众，参加县一中的在外工作人员招待会，在外企业家招待会，拜访市里领导。
每天回到住处，都是深夜。
晓阳作为市财政局长，比我还忙，1994年的财政预算要汇总把关，各种数据、报表堆满了她的办公桌。
腊月二十八的上午，我总算抽出空回到县里办公室，纪委书记粟林坤就拿着厚厚一沓材料来了。
“李书记，孙红印的事，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。”粟林坤把材料放在桌上，最上面是一份几十页的调查报告。
我翻开报告，粟林坤在一旁汇报：“从调查来看，孙红印那五万块钱，三万是从曹河宾馆财务科借的，两万是自己的积蓄。我们查了他的记录、家庭收支，还找宾馆财务科的人谈了话，基本对得上。他那两万积蓄，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，媳妇没工作，两个孩子上学，不容易。”
我翻看着报告里的借款借条、证人证言，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。报告写得很扎实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经过，清清楚楚。
“意思是没有涉及到贪污受贿？”我问。
“目前看确实没有，”粟林坤说，“就算有，也是很少一部分的灰色收入，宾馆经理嘛，烟酒招待这些免不了，但大额的经济问题没发现。宾馆那三万借款，手续齐全，有借条，有领导签字，属于正常借款，只是他用来放高利贷了。”
报告最后附了孙红印的询问笔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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