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具体实施的城关镇，是拿着省市两级先期到账的六百万补贴，硬着头皮开工的。可这六百万，按照当时的钢材价格、塑料薄膜价格、人工费用，满打满算，也就只够建两千亩标准棚。我们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精打细算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，找材料商赊账，找施工队说好话，最后才咬着牙，又多挤出来一百亩！两千一百多亩，这已经是我们在那种情况下，能完成的极限了！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了！”
他放下杯子，双手一摊，做了一个“无能为力”的手势，目光看向梁满仓，又扫过我。
“至于县里的配套资金，”他继续说道，语气变得更加“具体”和“有凭据”，“一直到去年快到腊月，眼看着要过年了，才终于拨付到我们农业局的账户上。梁县长，你是老财政，应该清楚，腊月天寒地冻，土地都冻得梆硬，一镐头下去一个白点！那个时候，土建工程根本没法施工！项目建设，它只能停！从腊月到开春化冻，这中间隔着两三个月呢！这事，从头到尾，不是咱们农业局不想干，不是我们偷懒耍滑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，是县里承诺的资金没及时到位！我们也是是有劲使不上啊！”
孙浩宇这番话，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把县里配套资金不到位这个客观困难，放在了最前面。
明面上是说“县里没钱”，实则把责任巧妙地引向了县政府，引向了掌握财政大权的县长梁满仓。
潜台词就是：项目没建成，是因为你县政府答应给的钱没给够、没给及时，主要责任在你县政府，在我们这些具体干活的人，是“非战之罪”。
梁满仓的脸已经涨红了，他提高声音，厉声质问道：“好！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县里资金紧张，拨付晚了，是客观原因！那我问你，县里的配套资金，腊月到了农业局的账上！开春之后，正是施工的黄金季节！为什么不开工？！为什么不立刻组织复工，把剩下的九百亩建起来？！你为什么没有向县委、县政府做专题汇报，说明这个情况？！你这个分管副县长，是干什么吃的？！你的职责履行到哪里去了？！啊？！”
这一连串的质问，如同连珠炮，砸向孙浩宇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目光在梁满仓和孙浩宇之间来回逡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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