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里财政紧张，我们听说了，划过去工资能不能按时发？奖金还有没有？”
梁满仓想着制止几句，被我打断了，我低声道：“先让大家说吧，到时候，我统一给大家解释！来吧，家长代表，你们也讲一讲，不要藏着掖着，有什么话啊，大家直说。”
几个家长代表更是言辞激烈：“孩子正在关键时期，换老师、换管理，肯定影响学习！酒厂办的学校，我们知根知底，老师也负责。”
“划到县里，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？”
“我们坚决反对！”
钟建和钟必成坐在一旁，虽然不说话，但姿态明显是“你看，不是我们不办，是群众意见太大，条件不成熟”。
梁满仓看着这场面，眉头紧锁，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。他知道，这个问题处理不好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。
我一直安静地听着，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，才抬手示意安静。我没有拍桌子，也没有讲大道理，而是看着这些焦虑的教师和家长，语气平和但清晰有力：“老师们、家长们的心情啊，我完全理解。谁都希望有个稳定的环境，特别是关系到孩子上学、自己饭碗的大事。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你们，我可能也有同样的担心。”
我喝了口茶，知道越是这个时候，动作越慢也是底气越足。
“可话说回来，大家也得理解酒厂面临的现实困难。酒厂办学校，听起来是好事，但前提是酒厂要有效益，要一直有钱往里投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曹河酒厂已经连续亏损多年，银行早就停止了新的贷款。酒厂现在维持生产都困难，拿什么来一直补贴学校？靠借钱？借的钱要不要还？到时候还不上，学校不是更垮？”
我目光扫过钟建：“靠酒厂这棵大树？可这棵树，它自己都快营养不良了，还能一直让你们乘凉吗？县里财政再紧张，保障教育投入是法定责任，是必须兜底的。县里办的学校，县里不想管也得管，这是责任。但酒厂办的学校，酒厂说不管了，县里能不能不管？能。但那时的后果是什么？是学校关门，是孩子们没学上，是老师们彻底失业！”
这话说得直接，但也戳破了钟建等人用“情怀”和“稳定”编织的承诺。
“我知道，咱们现在的老师，都是酒厂的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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