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来。王建军深吸一口气，拆开信。
“爷爷奶奶，并报父母及二叔、二婶知晓：
战事激烈，但部队英勇，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。
我部伤亡皆有，然士气愈旺。
我一切安好，仅手臂被弹片轻微擦伤，已包扎，无碍。
得益于平日训练及准备充分（尤记得二叔曾言热带作战需防瘴气虫咬，此次携带药材颇见效），我连减员少于友邻单位。
现正在短暂休整，补充给养。勿念。侄援朝1979.2.26”
信中还夹着一张小小的、有些皱的黑白合影。
是王援朝和几个战友在战壕里的合照，他脸上满是泥泞，笑容疲惫但坚定，手臂上缠着的绷带清晰可见。
“活着就好……活着就好啊！”
王建国的妻子秦玉莲捂着嘴哭了出来，那是放松后的泪水。
王建国轻轻拍着妻子的肩膀，眼眶发红。
王建军仔细看着那张照片，看着王援朝眼中的光芒，心中那块大石终于稍稍落地。
伤疤是军人的勋章，人活着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
他那些年的“铺垫”，或许真的在关键时刻，起到了微妙的作用。
他收起信和照片，对全家说：“援朝是好样的。
我们在后方，要把他那份也干出来！
工厂要加紧生产，学校要努力学习，这就是对前线最大的支持！”
战事仍在继续，但王家度过了最忐忑的关口。
王建军知道，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家庭，最严峻的考验或许还未过去。
但信心，已经随着王援朝这封平安信，重新凝聚起来。
而他的舞台下，改革与战争的交响曲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，交织奏响。
他必须在这宏大的乐章中，找准自己的节拍，看清前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