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楚，也要征求协作厂同志的意见。
请把详细的技术要求和难点，形成书面材料，通过正式渠道发到市经委转我。
我们按程序办。”
他必须谨慎。
既要帮忙，又不能给人留下“趁机扩大影响”甚至“跨系统插手”的口实。
通过经委转递，是最稳妥的官方渠道。
放下电话，王建军沉思起来。
战争，打乱了许多节奏，但也可能催生出平时难以突破的合作。
如果这次跨部委的技术支援能够成功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，或许能为“协作网”打开一扇新的大门。
与此同时，一封经过特殊渠道、几经辗转的信，悄无声息地放到了王建军的抽屉里。
是娄振华。
信很短，只有两行：“谦老弟：所询‘教学仪器’之事，已有可靠渠道。
价约两万美金（旧设备），可拆散以‘实验室废件’名义分批次运入。
如急需，可操作。
港岛这边，地产股市已热，钱如沸水。兄振华1979.2.22”
王建军的心脏猛地一跳。
微型计算机系统！
两万美金，在此时是巨款，但相对于其战略价值，简直微不足道。
更重要的是“可操作”三个字。
娄振华显然已经打通了某种隐秘的物流渠道。
但现在是战时！
一切涉外、涉及大宗资金和敏感技术设备的事项，都必须极度谨慎，甚至暂停。
王建军将信纸仔细烧掉，心中做出决定：按兵不动，继续观察。
这个契机必须抓住，但时机至关重要，要等到战事平稳、国内气氛缓和之后。
二月下旬，前线战报陆续传来。
捷报让人振奋，但伤亡名单的出现，也让无数家庭陷入了煎熬。
王家每天都守着收音机，聂文君和秦玉莲两人更是每天都要去街道打听有没有军属收到“那种信”。
王建军表面镇定，主持着厂里越来越繁重的军工生产任务。
推动着协作网内为前线配套的技术攻关（东风厂已经派技术人员秘密前往那家日化厂协助）。
但他内心的那根弦，始终绷在王援朝身上。
直到二月底的一个傍晚，一份来自西南前线某部的、盖着军邮戳的信件，送到了猫儿胡同王家。
信封上是王援朝工整的字迹。
全家人都围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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