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不共处一室的人，都把火气压在喉咙里。有人私下说，王县长最近话少了，像在等什么。陆浩明知道他在等什么——等正式文件，等那最后一锤。如果那一锤砸准了，王宏图就能全身而退，甚至还能反手再补一刀；如果砸偏了，那他这封实名举报信，就成了他脚上的链子。官场上的事，很多时候比的不是谁对，是谁笑到最后。
这期间，陆浩明又配合调查组做了一次补充谈话。谈话还是在那间旧平房里。郑文明没来，来的是那个负责谈话的调查人员，姓肖，三十多岁，话不多，问得很细。陆浩明依旧是那个态度：知道的，说；拿不准的，就说拿不准。对方问起他在平川镇当镇长时的一段旧事，说有人反映他在土地流转试点中，违规接受过一家农业公司的礼品。陆浩明听完，没有急着否认，只说：“那家公司当时确实来谈过合作，给我送过两条烟。我当场退回去了，还让镇里的办公室登记了。那个登记本，如果档案没清掉，应该还在平川镇政府的旧仓库里。”对方在本子上记了，说他们会去查。陆浩明说：“你们去查，查到了，我认；查不到，那是我的命。”那调查人员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像是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。陆浩明没再补充，只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水，把最后一口喝干了。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不快，也不慢。像一条被冻得半僵的河，表面是冰，底下还有水在流。陆浩明每天早晨起来，先看一眼天气预报。他惦记的倒不是自己那间漏风的出租屋，而是青石沟水库下游那段灌区新修的衬砌渠。冬天水少，怕冻胀。他跟老孙约好，每两天通一次电话。老孙每次都扯着嗓子说：“没事，好得很！我天天给你看着呢！”陆浩明听他那股子蛮劲儿，心里就暖。这些实实在在的工程，是他被调查时最大的依靠。只要坝还立着，渠还通着，路还朝前伸着，他心里那点光就不灭。
有一天傍晚，陈建林把他叫到办公室。那时天已经全黑了，政府楼里没几个人。陈建林没开大灯，就亮着桌上一盏台灯。他让陆浩明坐下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自己点了一根，又递给他一根。陆浩明接过，点上了。两人在台灯的光圈里，谁也没先说话。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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